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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沈从文与刊物的关系，有一家杂志与他的关系是比较重要的，那就是于1958年创刊的《装饰》杂志。当时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工艺美术综合性学术刊物。也算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后合并入清华大学）的学报。编委会成员就有沈从文，还有陈之佛、陈万里、张光宇、张仃、雷圭元等美术界的名家。沈从文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工艺美术的论文，其中不乏后来的名篇《龙凤艺术》《鱼的艺术》《蜀中锦》《谈皮球花》等，可以说，这份杂志成为沈从文的物质史研究一个专业阵地，依靠当时较为丰富的实物，展开系统的研究和写作，从而留下了珍贵的专业论述，也是沈从文写作转型的一个真实见证。

　　1958年，沈从文56岁，这年6月份沈从文参加文联组织的参观团到北京十三陵工地访问，后被安排到北京市郊八大处休养。在八大处长安寺休养期间，他撰写了《龙凤图案的应用和发展》一文，当年9月份，这篇文章被发表在《装饰》杂志创刊号上，该杂志定义为双月出版的工艺美术类专业刊物，当时所刊发的文章也是多由名家撰稿，而且配图极其精美。沈从文应该是受邀成为该刊的编委，但他的工作单位还在历史博物馆。此后他率队辗转各地，如苏州、南京、杭州，即是带着故宫和历史博物馆藏的明清丝绸、刺绣，前往这些地方进行展览和交流，希望促进江南一带的丝绸纹样革新。

　　在第二期杂志上，沈从文就发表了《鱼的艺术》，系统论述鱼图案在人民生活中的应用及发展，其中门类涉及到陶器、瓷器、绸缎、刺绣、漆器等艺术纹样，乃至于现实中的养鱼观赏。作者在文中提及：“还有北京胡同窄巷间，每天我们都有机会可以发现卖金鱼的担子，卖鱼的通常是个年过七十和气亲人的老头子，小孩一见这种担子，必围着不肯走开，卖鱼的老头子和装在玻璃缸里的小金鱼，使得小朋友眼睛发光。三者又常常共同综合形成一幅动人的画稿，至于使它转成艺术，却还有待艺术家的彩笔！”

　　就在1958年年末，周扬在一次文艺座谈上提议，由沈从文接替老舍的北京市文联主席职务，沈从文却连忙婉拒：“这不行，我还是做我的文物研究工作，我是个不上台面的人。”可知沈从文已经决心从文学创作转到文物研究方面。

　　次年即1959年1月8日，沈从文在其生日这天，还在故宫为美术学校的一批学生进行绸缎和陶瓷文物讲解，虽然觉得有些疲累，但觉得内心充实。他接连在《装饰》上发表了《谈挑花》（第3期）、《介绍几片清代花锦》（第4期）。

　　在3月12日致大哥沈云麓的信中提到自己很忙，“为新建的历史博物馆陈列提供参考材料，参加社会科学院组织的历史图谱编辑工作。”在3月16日的给大哥的信中详细提及他在文物研究方面的想法，“绸缎研究，千百年来没有人注过意。”这几年他作为保管员，机会好，摸了几万种实物，自己又有综合文物的基础，因此对于工艺美术装饰图案，过去没人敢接手的门类，自己渐渐摸索到了门路，“且因此发现了许多问题，为工艺花纹发展史打下了个好基础。又从文物制度衣冠服饰上来研究人物绘画的时代，也是个新问题，再深入一步，将为这部门鉴定工作建立些新观念。”

　　由此可知，沈从文对于文物研究逐渐上心，并且有意继续开拓下去，甚至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也做了有关文物研究的书面发言，并有具体的书面提案呈交。

　　1988年瑞典文化学者倪尔斯将沈从文作品集《孤独与水》翻译成瑞典文正式出版

　　1959年4月，沈从文作为政协委员出席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交出了自己的一份提案希望改进文物工作，加强各方面协作，希望现有文物，如古代精美工艺品，如何为现在的工艺和生产服务，希望各收藏单位能够打破壁垒，推动美育教育普及。他提出，多办一些展览，尤其是在大学和江南丝绸生产地区，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又如在浙江丝绸区作进修展览，在上海作有关工艺品花纹图案综合性展览。

　　在提案中，沈从文提出拍摄美术教育电影片，帮助学校对美术师生进行美育行动，并与出版部门合作，印行美术图案，供各种毛、棉、麻、丝等纺织物以及日用轻工业品的使用花样。总而言之，即古为今用，各地博物馆、文物部门以及新出土的文物，都应该及时为当下的设计、生产所借鉴引用，这既是一种民族自信，也是一种对固有的文物研究工作的创新路径。

　　同年5月，沈从文的《谈皮球花》在《装饰》第5期发表，这篇文章不但配有大篇幅的精美彩印图片，而且还有沈从文以章草书写了标题，可谓是相得益彰。很多含有皮球花图案的图片也都是来自于故宫收藏以及新收集的瓷器、丝织类文物。同样，《蜀中锦》这篇论文，在《装饰》第6期发表也是如此操作，可以说这本杂志对于沈从文发表工艺品论文非常得心应手。

　　这年6月，沈从文对于即将落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大有期待，并希望在十月份国庆后，自己能有个像样的研究室，有两万册书，二十万个图片，三五个得力助手。他觉得用个三五年扎扎实实工作，可以解决文献和实物隔阂的问题，“特别是丝绸服装史和工艺美术史、家具发展史……”可见他在此时就开始着手中国古代服饰史研究，并在致信给大哥时也提到，准备弄一个《服装史》供全国使用。

　　这一年，沈从文获得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重用，兼任故宫博物院织绣研究组顾问，为筹备织绣馆写作陈列设计。在获得年终奖金时，沈从文却致信馆长，要求把奖金退回去，因为他觉得自己虽工作十年，但只是不犯错误，并不算工作突出。希望公家少一笔这个开支，或者捐献给公家，补贴给其他需要经济补助的同志。

　　《装饰》杂志为中国工艺美术学院的学报，该学院创办人之一为庞薰琹。早在抗战时期，庞薰琹南下昆明，就曾经入住过沈家，并与沈家长子沈云麓成为好友。后来庞薰琹住在云南呈贡青云街，受陈梦家、沈从文的鼓励，开始研究古代装饰纹样，绘著《中国图案集》四册。他在回忆录写道：“搬进青云街，……陈梦家每次来看我，总要借几本书给我看，我立刻被古代装饰纹样所吸引了。我一面看书，一面临摹纹样，同时我又开始画《中国图案集》，沈从文也极力鼓励我研究装饰纹样。《中国图案集》共画了四册，每册二十五页，共一百页。”

　　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在为《装饰》供稿时，还与《装饰》编委会成员张光宇、雷圭元一起编辑出版了《中国锦缎图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的合作者的名人中也有庞薰琹。不知从文进入《装饰》杂志成为编委，并成为专栏作者，是否也与庞薰琹有关。

　　1960年，沈从文撰写的《花边》一文刊登在《装饰》第11期。这一期是“江苏工艺专辑”，其中内容多为与江苏，乃至苏州相关的工艺如刺绣、木雕、苏扇、宋锦、红木家具等，沈从文撰写的《花边》则为古代女性制作服饰的工艺手法，一如既往的是书法题写标题，而且配图精雅。

　　1960年，沈从文已经陆续完成了《明锦》、《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等图册的编辑出版，并且还协助其他门类的图册出版。他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提及，他想去国外看看各地收藏的东方文物，从而与国内所藏进行比较性研究，可是自己也知道这种想法很不现实，并谈及郑振铎活着（郑振铎于1958年10月空难逝世）的时候还可以与之谈一谈，现在更是没有熟人可以谈及了。

　　这一年，国家成立高等艺术院校材编写组，沈从文受邀担任顾问，负责对工艺美术、陶瓷、织染纹样等史实进行编写，根据当时参与工作的黄能馥、詹蕙娟回忆内容，沈从文不但不“服从”安排住香山饭店，而且还坚持在简陋的东堂子胡同夜以继日地认真赶写，而后来出版的另一本《中国工艺美术史》也有他为之增补的三分之一内容。

　　而沈从文为之心醉其中的项目《中国服饰资料》也在这一年完成初步计划，准备用六七百种图画，编成十本书，该项目当年就通过了文化部的审批，并且配备三人协助绘制图像。但是直到1963年才获得历史博物馆的正式立项。但是沈从文一直没有停止这项工作，直到因为1966年的运动才被迫中止。

　　再说到《装饰》的历程，该刊物创刊于1958年，但是到了1961年5月，《装饰》杂志出版了“文革”之前的最后一期刊物，之后停刊。1980年，《装饰》复刊，出版了1980年第1期杂志，以张仃院长的著名壁画形象《哪吒闹海》作为封面。主编则为早期担任过编委的吴劳，艺术指导是著名漫画家丁聪。

　　现在该刊物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承办的工艺美术综合性学术刊物。由此使人想到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所藏的一批珍贵文物，则来自于沈从文的捐赠。

　　根据工艺美术家黄能馥回忆，沈从文先生自1956年起就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授课。199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昔日的文物也进入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根据该馆公布的情况，沈从文一共捐赠品为18件（套），其中有瓷器、织绣、唐卡等。

　　当时沈从文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有一种信念，即“中国人应穿中国衣”。而他在实际研究期间，还希望文物要为大众生活所使用，如教学、生产设计、影视剧演出，如在《装饰》停刊前，他还受邀为京城演出话剧《虎符》特别讲解古代服饰制度和生活习俗，并为之提供了大量的形象和图片资料。因为他一直坚持一个念头，文物研究要相互联系，“一切不孤立，凡事有联系”。